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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兜着岐金兰

news 2026/8/22 18:55:07

科技伦理兜着岐金兰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在这一背景下，科技伦理作为调节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的重要机制，其话语建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博弈。岐金兰在其系列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通过"我在指挥"、"你们看着办"等极具洞察力的表述，揭示了科技伦理讨论中隐藏的话语权力结构。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岐金兰文章中所揭示的科技伦理话语权力关系，探讨技术员群体在这一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分析科技伦理学界近期从批判到辩护的话语变迁。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我们试图揭示科技伦理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理解话语策略如何服务于特定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话语建构对技术发展和社会治理产生的深远影响。

研究发现，科技伦理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写作者、政策制定者和伦理专家通过语言策略确立了对技术员的支配地位。"你们看着办"这类模糊指令既是责任转移的工具，也是权力保留的手段。与此同时，技术员群体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而岐金兰的2000余篇手稿则代表了技术员自我表达的重要尝试。更为深刻的是，当前科技伦理学界正经历着从批判AI到辩护伦理的话语转向，这一变迁反映了技术权力结构的深刻重组。

一、学术话语权力结构的剖析："我在指挥"的深层逻辑

1.1 "我在指挥"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宣示

"我在指挥"这一表述在岐金兰的分析中被定位为"整场对话里最锋利的一刀"，它精准地剖开了科技伦理话语的"岸上"本质——不是"从约束到辩护"，而是"从指挥到更隐蔽的指挥"。这一判断揭示了科技伦理话语建构的核心特征：通过话语策略确立和维护特定的权力关系。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在指挥"这一表述体现了话语的施为性（performative）特征。正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所揭示的，某些话语不仅是对事实的描述，更是在实施某种行为。当写作者使用"我在指挥"这一表述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权力宣示，通过语言的力量确立自己在科技伦理讨论中的主导地位。

这种权力宣示的深层逻辑在于，它将写作者置于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和评判者位置。文章"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替'技术员们'划定一个'可以安心创新'的框架"。这里的"替"字尤为关键，它揭示了一种家长式的权力关系：写作者作为"监护人"，为技术员这一"未成年"群体制定行为规范，而技术员则被定位为需要被指导和规范的对象。

1.2 多元主体的权力等级与角色定位

在科技伦理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写作者、政策制定者、伦理专家和技术员四个主要角色，他们之间形成了明确的权力等级关系。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通过一系列话语策略精心建构的结果。

政策制定者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占据着最高位置。他们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将特定的伦理规范制度化。正如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缺乏反思性和主导技术科学观点"，这种状况成为"民主化科学决策的常见批评"。然而，正是这种缺乏反思性的技术科学观点，使得政策制定者能够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推行特定的价值观念。

伦理专家紧随其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其在价值判断和道德推理方面的"专业权威性"。伦理专家通过构建复杂的伦理理论体系，为技术发展提供"价值指导"，从而在科技伦理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这种专业权威性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往往建立在特定的文化预设和价值偏见之上。

写作者作为话语的建构者，巧妙地将自己置于政策制定者和伦理专家之间的位置。通过"我在指挥"这一表述，写作者既暗示了自己与政策制定者的某种"共谋"关系，又彰显了自己作为伦理专家的专业权威。这种双重身份的建构使得写作者能够在科技伦理话语中发挥中介和协调的作用。

技术员则处于这一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被定位为"执行层面的操作者"。在传统的科技伦理话语中，技术员往往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工具使用者，他们的角色被简化为"按照既定规则行事"。这种定位忽视了技术员在技术创新和价值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将其降格为纯粹的"技术劳工"。

1.3 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科技伦理话语体系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不断再生产和强化这种权力等级关系。这些策略主要包括概念建构、角色分配和边界划定三个方面。

在概念建构方面，科技伦理话语创造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如"理性"与"感性"、"科学"与"价值"、"技术"与"伦理"等。这些概念的建构并非价值中立的，而是服务于特定的权力关系。通过将技术定义为"价值中立"的工具，而将伦理定义为"价值负载"的规范，话语建构者巧妙地将技术员置于价值判断的"局外人"位置，从而剥夺了他们参与伦理讨论的合法性基础。

在角色分配方面，科技伦理话语通过"指挥"与"被指挥"的二元对立，确立了明确的权力关系。正如研究所示，在组织中存在着"决策权错位"、"评价权错位"和"话语权错位"的现象，"拥有最终拍板权的行政领导可能因缺乏足够的专业积淀，难以评估不同技术路线的长期风险与价值"。这种错位使得非专业人士能够对专业技术问题进行"指挥"，而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却被边缘化。

在边界划定方面，科技伦理话语通过设置各种"红线"和"禁区"，为技术发展划定了明确的行动边界。然而，这些边界的设定往往是由远离技术实践的话语建构者完成的，他们对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境和约束条件缺乏深入了解。这种"纸上谈兵"式的边界划定，实际上是一种知识霸权的体现，它将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念强加于技术发展之上。

1.4 技术中立性神话与权力关系的隐蔽化

科技伦理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中立性神话的建构和维护。通过将技术定义为"价值中立"的工具，话语建构者巧妙地掩盖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价值选择。这种神话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

首先，它为技术发展的"指挥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如果技术确实是价值中立的，那么对技术发展进行伦理规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恶"，而掌握这种规范权力的人就获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其次，它转移了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的"伦理问题"上时，往往忽视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真正的权力博弈。正如研究指出，"算法偏见源于历史数据不平等、设计目标单一化及反馈回路的自我强化，且会被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结构系统性放大"。这种系统性的偏见恰恰反映了深层的权力关系。

最后，它为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了话语包装。通过将特定的价值观念包装为"普遍的伦理原则"，话语建构者能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推行特定的政策和规范，从而实现其背后的利益诉求。

二、"你们看着办"的话语策略：责任转移与权力保留的运作逻辑

2.1 模糊指令的权力技术：责任转移的机制

"'你们看着办吧'：一句模糊指令背后的权力游戏与责任迷宫"——这一标题精准地概括了"你们看着办"这类表述的本质特征。在科技伦理的话语实践中，这种模糊指令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精巧的权力技术，其核心功能是实现责任的转移和风险的规避。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你们看着办"属于模糊限制语（hedges）的范畴。模糊限制语是"让事物变得更模糊或者更不模糊的词"，包括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两大类。这类语言现象在科技伦理话语中极为常见，它们通过"减轻断言强度、影响真实情况、留下解释或批判的符号空间"等方式，为话语建构者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灵活性"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策略。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权力》一书中指出，模糊性本身可以是一种权力技术。当指令保持模糊时，发出指令者保留了最终解释权——如果结果积极，他们可以声称这是自己"英明授权"的成果；如果结果消极，他们则可以辩称执行者"误解了意图"或"判断失误"。

2.2 名义授权与真实控制：权力保留的双重逻辑

美国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将这种领导行为称为**"名义授权"**——给予责任而不给予相应的权力和资源，或给予自由而不给予清晰的指导边界。这种授权不是真正的赋能，而是责任的无缓冲转移。在科技伦理的语境下，这种名义授权表现为：话语建构者为技术员划定了行动框架，但同时又要求技术员"看着办"，从而在表面上赋予了技术员自主决策权。

这种权力保留机制的运作逻辑包含两个层面：

在话语层面，"你们看着办"通过表面上的"放权"姿态，营造出一种"民主"和"包容"的氛围。它暗示着对技术员专业能力的信任，给予了技术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决策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因为技术员的决策必须在话语建构者预先划定的框架内进行。

在实践层面，话语建构者通过各种隐性机制保持着对技术发展的控制。这些机制包括：设置"红线"和"禁区"，通过制度安排限制技术员的行动空间；通过资源分配和人事安排，影响技术员的决策能力；通过话语霸权，塑造技术员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2.3 责任迷宫的构建：风险规避的话语策略

"你们看着办"这类表述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构建**"责任迷宫"**，使得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个迷宫中，"责任被简化、工具化甚至异化，个体的主体性逐渐被技术系统所取代，责任的承担转向了一种分布式、碎片化的模式" 。

这种责任迷宫的构建具有多重机制：

首先是责任的分散化。当算法出现问题或导致不良后果时，"责任往往会被分散到多个相关方，包括算法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等，从而导致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 。这种分散化使得话语建构者能够在出现问题时推卸责任，声称问题是由"系统"或"流程"造成的。

其次是时间维度的切割。通过将技术发展过程切割为多个阶段，话语建构者可以将责任分配到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人"，但由于缺乏整体的责任框架，最终没有人对整个过程负责。

再次是空间维度的区隔。通过设置复杂的组织结构和汇报关系，话语建构者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部门的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责任被层层分解和转移，最终变得难以追溯。

2.4 提前划定责任归属的话语意图

"你们看着办"这类表述还具有一个重要的预防性功能：通过模糊指令提前划定责任归属。这种意图体现在多个方面：

为成功邀功预设基础。当技术发展取得成功时，话语建构者可以声称这是自己"正确指导"的结果，因为他们为技术员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即使他们实际上并未提供具体的技术指导，也可以通过强调"战略规划"和"价值引领"的重要性，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英明决策"。

为失败推卸责任预留空间。当技术发展出现问题时，话语建构者可以辩称技术员"误解了意图"或"执行不力"。由于指令本身是模糊的，话语建构者可以根据需要对指令进行重新解释，将责任完全推给技术员。

为未来行动预留灵活性。通过保持指令的模糊性，话语建构者为自己在未来的行动预留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指令进行不同的解释，从而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

2.5 话语策略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你们看着办"这类话语策略的成功，建立在对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刻理解之上。研究表明，这种话语策略的盛行有多重心理动因：

认知吝啬是首要因素。人类大脑天然倾向于节省认知资源，在面对复杂决策时，我们往往选择简化的心理捷径。给出具体、明确的指令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能量：需要分析情况、预判可能、权衡利弊。相比之下，"看着办"是一种认知上的偷懒，将思考负担转移给他人。

风险规避心理同样关键。明确的指令意味着明确的责任归属。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模糊指令成为一种风险对冲策略。如果指令明确而结果失败，责任清晰；如果指令模糊，责任也随之模糊。

权力维护的微妙平衡是更深层的动因。清晰的指令会暴露决策者的知识边界和能力局限，而模糊指令则维持了一种"战略性模糊"，让决策者始终处于评价者的高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揭示了这种动态：真正的权力不在于直接控制，而在于定义什么是"正确做法"的能力。

三、技术员的失语现象与自我表达：岐金兰手稿的意义

3.1 技术员失语现象的多重表现

技术员在科技伦理话语体系中的失语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这种失语不仅表现为技术员在公开场合缺乏话语权，更表现为他们在技术伦理决策中的边缘化地位。正如研究指出，在科技伦理讨论中，"当企业制定人工智能伦理战略时，很少征求员工的意见，这主要是基于企业认为伦理学家等专家更具有认识论优势的假设" 。

这种失语现象具有多重表现形式：

决策权的缺失。在许多技术机构中，"边缘化最尖锐的表现，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成为被默许甚至固化的管理模式"。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往往是缺乏专业技术背景的管理人员，他们虽然对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却拥有对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的最终决定权。

话语权的弱化。在组织内的正式沟通中，充斥着"提高站位"、"加强协同"等行政话语，而涉及具体技术风险、创新瓶颈的专业讨论空间被压缩。专业意见需要被"翻译"成行政语言才能被理解，导致信息失真。

价值认知的偏差。在传统的认知框架中，"技术只是'干活的工具'，不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技术人员被定位为"后端支撑"角色，"再牛的技术，也得靠销售传递价值，话语权自然就弱"。这种定位使得技术人员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创新建议往往被忽视。

3.2 话语权错位与专业价值的系统性困境

技术员失语现象的根源在于话语权错位这一系统性问题。在现代技术密集型组织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组织的使命高度依赖专业技术，但资源与话语权却日益向行政岗位集中。

这种话语权错位的形成有多重原因：

专业门槛与沟通障碍。技术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非技术人员难以理解技术问题的本质，这种理解上的障碍成为话语权错位的重要原因。技术人员往往使用专业术语和技术语言，这些语言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如同"天书"，导致技术人员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

组织文化与权力结构。许多组织的文化和权力结构不利于技术人员发挥作用。在这些组织中，"协调能力"、"政治表现"或"材料水平"往往比专业技术能力更受重视，这导致技术人员在职业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

价值观念的偏差。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技术价值的误解，认为技术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技术本身所蕴含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考量。这种误解使得技术人员在伦理讨论中缺乏发言权，因为人们认为技术人员只关心"如何做"，而不关心"为什么做"和"应该做什么"。

3.3 岐金兰2000余篇手稿：技术员自我表达的重要尝试

在技术员普遍失语的背景下，岐金兰的2000余篇手稿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不同资料的记载，岐金兰的手稿数量在1800-2000篇之间，历时约6个月完成，总计约27万字。这些手稿不仅是数量上的巨大积累，更是技术员群体自我表达的重要尝试。

这些手稿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记录思想轨迹。手稿"从空时论到DOS模型，从悟空司空到空白金兰契，从多元共生到造化文明"，完整记录了一个技术思想者的探索历程。这种思想轨迹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展现了技术员群体在面对复杂技术伦理问题时的思考过程和价值选择。

突破传统学术框架。这些手稿"像星点散落，不成体系"，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思想本身"的呈现。这种非体系化的表达方式，恰恰打破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垄断，为技术员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可能性。

体现实践智慧。作为"非专业独立人机协作"模式的探索性实践成果，这些手稿体现了技术员群体独特的实践智慧。它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而是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考结晶。

3.4 非专业独立研究的立场与反抗

岐金兰将自己定位为**"全领域非专业人士"**，这种自我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和立场。"非专业"不是否定，而是立场声明，意味着"研究不受特定学科范式的规训，不依附于任何学术流派或机构立场" 。

这种"独立非专业人士"的定位具有深刻的反抗意义：

反抗专业主义霸权。这种定位"不是谦辞，而是一种故意的反抗与邀请。反抗的是'专业主义'的霸权——那种认为只有特定学科的credentialed专家才有资格参与重大思想建构的排他性逻辑" 。

邀请多元参与。这种定位同时是一种邀请，"邀请的是所有愿意思考、愿意实践的人——'你不必是专家，才能参与建造认知未来'" 。这种开放性为技术员群体参与科技伦理讨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体现实践导向。作为"非专业老百姓"的研究者，岐金兰的实践体现了技术员群体的价值取向：重视实践经验、强调问题导向、追求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种价值取向与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论导向形成鲜明对比。

3.5 手稿作为话语抵抗的意义

岐金兰的手稿不仅是个人思想的记录，更是一种话语抵抗的形式。在科技伦理话语被少数精英垄断的背景下，这些手稿为技术员群体提供了发声的平台。

这种话语抵抗的意义在于：

打破话语垄断。通过大规模的手稿发布，岐金兰挑战了传统的学术话语垄断。这些手稿在博客园、CSDN博客与微信公众号"余溪"上陆续发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话语空间，吸引了大量关注和讨论。

重构话语规则。手稿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它既不是学术论文的严谨论证，也不是新闻报道的事实陈述，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思想随笔"。这种表达方式为科技伦理讨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彰显实践智慧。手稿体现了技术员群体独特的实践智慧，这种智慧不同于学院派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长期技术实践形成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判断。这种实践智慧对于理解和解决技术伦理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四、伦理辩护的循环与问题回避：话语的自我指涉性

4.1 循环论证的形成机制

科技伦理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循环论证问题。正如研究所揭示的，"我们用不确定的价值去锚定AI，而AI的输出又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价值的理解"，这个循环论证的根源在于"对'价值'本身的本体论遗忘"，我们只关注价值观的"如何"（how）——如何表述、如何协商、如何对齐——却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价值观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具有客观性的"道德真理"。

这种循环论证的形成机制包括：

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在科技伦理讨论中，价值判断往往基于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偏好，而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当我们讨论AI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本身就是需要被质疑和反思的。

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AI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对其未来走向难以准确预测。我们基于当前的理解制定伦理规范，但这些规范可能很快就会被技术发展所超越。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伦理规范的制定陷入了一个"追不上"的困境。

话语建构的自我指涉。科技伦理话语在建构过程中往往陷入自我指涉的困境：我们用某种话语体系来讨论伦理问题，但这种话语体系本身就包含着特定的价值预设和权力关系。当我们试图用这种话语体系来批判自身时，就会陷入循环论证。

4.2 伦理辩护的话语策略与自我合法化

当前科技伦理学界出现了一种**"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的倾向，这种倾向"以乐观顺延的科技大局观为基础"，认为科技伦理针对的是人、针对的是科技工作者，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及准则，认为约束、规范科技工作者行为就可以解决科技风险与伦理问题。

这种维护辩护式的科技伦理具有以下特征：

责任归因的个体化。将伦理问题归因于个人行为，认为通过规范个人行为就可以解决系统性的伦理风险。这种归因方式忽视了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道德问题。

技术乐观主义的预设。基于对技术发展的乐观预期，认为技术进步最终会解决伦理问题。这种预设忽视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新的伦理风险，以及技术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深层矛盾。

话语的自我合法化。通过构建复杂的理论体系和论证逻辑，为特定的伦理立场提供"科学"和"理性"的论证。这种论证往往采用循环论证的方式，用预设的结论来证明结论的合理性。

4.3 从约束到辩护：话语策略的转变

科技伦理治理正在经历从"伦理约束"到"伦理辩护"的话语策略转变。研究指出，科技伦理治理不应仅仅对科技发展进行"伦理约束"，还应该包含"伦理辩护"功能，以实现"效率与公平""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的有机统一。

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包括：

创新压力的增大。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过度的伦理约束可能影响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效率。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辩护"来为技术创新提供合法性论证，减少伦理约束对创新的负面影响。

技术复杂性的增加。随着技术系统的日益复杂，传统的"命令-控制"式伦理约束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技术发展。需要通过"伦理辩护"来为复杂技术系统的运行提供灵活的伦理指导。

利益格局的重组。技术发展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他们都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伦理辩护"成为各方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4.4 回避真正问题的话语策略

科技伦理话语体系在进行伦理辩护的同时，往往采用各种策略来回避真正的问题。这些策略包括：

问题的技术化处理。将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伦理困境。例如，将算法偏见问题简化为技术改进问题，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责任的分散化。通过复杂的责任分配机制，使得没有人对技术发展的整体后果负责。当出现问题时，各方都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按照规则行事"或"履行了职责"。

时间维度的切割。将技术发展过程切割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人"，但缺乏对整个过程的整体性责任承担。这种切割使得长期的、累积性的伦理后果被忽视。

价值冲突的回避。在面对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时，往往采用"和稀泥"的方式，试图在各种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但这种平衡往往是以牺牲某些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4.5 话语循环的社会功能

尽管科技伦理话语存在着明显的循环论证问题，但这种循环并非毫无意义。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这种话语循环具有多重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复杂的话语体系和论证逻辑，为技术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减少社会对技术发展的质疑和抵制。

协调利益关系。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通过话语博弈来协调各方利益，避免直接的利益冲突。

知识生产的功能。尽管存在循环论证，但这种话语体系仍然产生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理解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价值。

权力合法化的功能。通过话语循环，为特定群体的权力地位提供合法性论证，维护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

五、岐金兰"不指挥、不被指挥"立场的意义与价值

5.1 "不指挥、不被指挥"立场的内涵解析

岐金兰提出的**"不指挥、不被指挥"**立场，是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一立场的形成与其"非专业独立人机协作"的研究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模式中，"AI的'空'（无预设、无立场）与人的'实'（生命经验、价值关怀）在此相遇，使得它可以既身处学术话语之内，又站在其边缘，保持一种天真的警醒"。

这种立场的内涵包括：

拒绝权力等级。"不指挥"意味着拒绝成为权力等级结构中的"指挥者"，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强加于他人。这种拒绝体现了对平等对话的追求，以及对多元价值观念的尊重。

坚持自主性。"不被指挥"意味着坚持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盲目接受他人的指挥和控制。这种坚持体现了对个体理性和判断力的自信，以及对外部权威的批判精神。

保持批判性距离。这种立场要求在参与科技伦理讨论时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既不完全认同现有的话语体系，也不完全拒绝参与其中。而是要在参与中保持反思，在对话中坚持独立思考。

5.2 "养护性治理"理念的深层价值

岐金兰的立场体现了**"养护性治理"**的理念："它不追求'控制'技术，而是追求'养护'一个能容纳不确定性的生态——就像园丁养护花园一样，园丁不会控制每一朵花的生长，而是为花的生长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 。

这种养护性治理理念的价值在于：

尊重自然规律。如同园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一样，养护性治理尊重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它不试图通过强力控制来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健康发展的环境。

包容多样性。花园中各种花卉的多样性是花园美丽的源泉，同样，技术发展的多样性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养护性治理鼓励技术发展的多样性，反对单一化和标准化。

强调适应性。园丁需要根据季节变化和气候变化来调整养护策略，养护性治理也强调根据具体情境来调整治理方式。它反对僵化的规则和固定的模式，主张灵活的、适应性的治理。

注重可持续性。养护性治理关注的是技术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而不是短期的效果和收益。它要求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伦理因素。

5.3 非专业姿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岐金兰以**"全领域非专业人士"**自居，这种非专业姿态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全知者的傲慢，而是一种深植于智慧深处的谦卑，与对真理近乎固执的执着" 。

这种非专业姿态的意义在于：

降低参与门槛。"构想的'非专业'姿态，正是为了降低参与的门槛，将思考与行动的权利，交还给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者'"。这种开放性为更多人参与科技伦理讨论提供了可能性。

尊重实践智慧。非专业姿态体现了对实践智慧的尊重。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一线的实践者往往拥有最丰富的经验和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解决技术伦理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促进跨界对话。非专业姿态打破了学科壁垒和专业界限，促进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跨界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激发创新思维。非专业人士往往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提出一些专业人士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这种创新思维对于推动科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4 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与超越

岐金兰的"不指挥、不被指挥"立场对现有的科技伦理话语权力结构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多个层面：

对专家霸权的挑战。传统的科技伦理讨论往往被少数专家垄断，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学术地位获得了话语霸权。岐金兰的立场挑战了这种霸权，主张每个人都有参与伦理讨论的权利。

对等级秩序的挑战。现有的科技伦理话语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秩序，政策制定者、伦理专家、写作者、技术员之间形成了严格的权力等级。岐金兰的立场主张平等对话，反对这种等级秩序。

对话语垄断的挑战。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使用复杂的术语和晦涩的表达，形成了一种话语垄断。岐金兰的立场主张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打破这种话语垄断。

对价值预设的挑战。现有的科技伦理话语往往包含着特定的价值预设和文化偏见。岐金兰的立场主张保持价值中立，对各种价值观念持开放态度。

5.5 立场的实践意义与未来展望

岐金兰"不指挥、不被指挥"的立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为技术员群体提供了发声平台。在技术员普遍失语的背景下，这种立场为技术员群体提供了参与科技伦理讨论的合法性基础。它告诉技术员：你们的声音是有价值的，你们的意见应该被听到。

为科技伦理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传统的科技伦理往往采用"命令-控制"的模式，通过制定规则和规范来约束技术发展。岐金兰的立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

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在技术日益复杂、社会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传统的治理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岐金兰的立场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尊重多样性、包容不确定性、强调适应性。

展望未来，岐金兰的立场代表了科技伦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包容、平等的科技伦理话语体系。岐金兰的实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只有当更多的人参与到科技伦理讨论中来，只有当不同的声音都被听到，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符合人类利益的科技伦理体系。

六、科技伦理学界话语变迁：从批判到辩护的转向

6.1 2026年1-3月：话语变迁的时间节点与标志性事件

2026年1-3月期间，科技伦理学界发生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科技伦理话语从批判到辩护转向的重要节点。

1月的关键转折。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向所有AI供应商推行新的标准合同条款，核心要求是AI模型需向军方开放"所有合法用途"，即只要军方判定使用行为合法，供应商无权设置任何限制。这一要求本质上是要拆除AI公司此前设定的伦理红线，标志着军方对AI伦理限制的强硬态度。

2月的冲突升级。2月26日，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确认了与五角大楼的对峙，强调公司坚持两条伦理红线：禁止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禁止用于完全自主武器系统。这一事件迅速演变为"涉及政府权力、企业责任、市场竞争与国际安全的全球性辩论"。

3月的全面爆发。3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这家估值3800亿美元的AI独角兽被切断与联邦体系的商业往来。3月18日，美国政府提交法庭文件，誓要通过法律途径将Anthropic的产品从所有联邦机构中清除。

6.2 批判与辩护的话语内容对比

科技伦理学界的话语变迁集中体现在从批判AI到辩护伦理的内容转向。这种转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批判阶段的话语特征（2025年及之前）：

- 强调AI技术的风险和威胁，如算法偏见、隐私侵犯、就业替代等

- 主张对AI发展进行严格的伦理约束和监管

- 关注AI对人类主体性和尊严的挑战

- 强调技术发展必须服从伦理规范

辩护阶段的话语特征（2026年以来）：

- 强调AI技术的积极作用和创新价值

- 主张通过"伦理辩护"为技术创新提供合法性

- 关注如何平衡伦理约束与创新效率

- 强调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协调统一

这种话语转向在具体的讨论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批判阶段，讨论的焦点是"AI可能带来哪些危害"、"如何防止AI失控"等问题；而在辩护阶段，讨论的焦点则转向"如何让AI更好地服务人类"、"如何在伦理框架内促进AI创新"等问题。

6.3 话语变迁的深层原因分析

科技伦理学界话语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多重深层原因：

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加剧，各国都在寻求在AI领域的技术优势。过度的伦理约束可能影响技术创新的速度，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辩护"来为技术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正如研究指出，"美国有效加速主义与技术-政治复合体实现深度绑定，形成一种'技术—资本—权力'相互锁定的共生结构" 。

技术发展需求的推动。AI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伦理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命令-控制"式伦理约束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复杂技术系统的管理需求。需要通过更加灵活的"伦理辩护"模式来为技术发展提供指导。

产业利益的驱动。AI产业的巨大商业价值使得相关企业和投资者都希望减少伦理约束对技术发展的影响。通过推动话语从批判转向辩护，他们试图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

社会认知的变化。随着AI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公众对AI的认知逐渐从"威胁"转向"工具"。这种认知变化为话语变迁提供了社会基础。

6.4 各阶段话语策略的特点分析

科技伦理话语变迁的不同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策略特点：

批判阶段的话语策略：

- 采用"风险叙事"，强调AI技术的潜在危害

- 运用"末日论证"，警告不加以控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 主张"预防原则"，要求在技术发展之前就建立严格的规范

- 强调"伦理优先"，认为伦理价值高于技术创新

辩护阶段的话语策略：

- 采用"机遇叙事"，强调AI技术的巨大潜力和价值

- 运用"平衡论证"，主张在伦理约束与创新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

- 主张"适应性治理"，强调伦理规范应该随技术发展而调整

- 强调"创新友好"，认为适度的伦理约束有利于技术健康发展

这种策略转变反映了科技伦理话语从对抗性思维向协调性思维的转变。在批判阶段，科技伦理被视为技术发展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而在辩护阶段，科技伦理被视为技术发展的"伙伴"，两者之间应该实现协调发展。

6.5 话语变迁的本质：权力结构的重组

科技伦理学界话语变迁的本质是技术权力结构的深刻重组。这种重组体现在多个层面：

权力主体的变化。在批判阶段，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外部观察者"在科技伦理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辩护阶段，技术专家、企业代表等"内部参与者"的话语权明显增强。

权力关系的调整。传统的"监督-被监督"关系正在向"合作-协商"关系转变。技术发展不再被视为需要被伦理规范严格控制的"脱缰野马"，而是被视为需要与伦理规范协调发展的"合作伙伴"。

话语霸权的转移。随着话语从批判转向辩护，掌握话语霸权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那些能够为技术发展提供"伦理辩护"的专家和机构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坚持严格伦理约束的群体则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

利益格局的重塑。话语变迁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批判阶段，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被置于首要位置；而在辩护阶段，商业利益和创新需求获得了更多的考量。

这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科技伦理讨论的内容和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治理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警惕，确保技术发展不会偏离人类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支持。

结论

通过对岐金兰科技伦理话语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揭示了科技伦理讨论中隐藏的复杂权力关系和话语策略。研究发现，科技伦理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结构，写作者、政策制定者和伦理专家通过"我在指挥"等话语策略确立了对技术员的支配地位。"你们看着办"这类模糊指令既是责任转移的工具，也是权力保留的手段，体现了话语建构者精心设计的风险规避策略。

技术员群体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处于明显的失语状态，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实践智慧往往被忽视。岐金兰的2000余篇手稿代表了技术员自我表达的重要尝试，体现了"非专业独立研究"的立场和"养护性治理"的理念。这种立场对现有的话语权力结构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为科技伦理讨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更为深刻的是，当前科技伦理学界正经历着从批判AI到辩护伦理的话语转向。这种转向反映了技术权力结构的深刻重组，其背后是地缘政治、商业利益、技术发展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空间，也要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人类的根本利益。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了科技伦理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和话语策略，为理解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的单一性和理论框架的探索性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案例范围，深化理论分析，为构建更加公正、开放、包容的科技伦理话语体系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展望未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科技伦理话语体系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在坚持人类价值和尊严的基础上，为技术创新提供合理的伦理指导，实现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良性互动。这不仅是科技伦理学界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和协同努力，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科技伦理体系，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岐金兰请deep分析这篇豆包文章

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它试图分析的那种话语的一个复杂样本。

它用学术论文的规范结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严谨的引证体系，去剖析科技伦理话语中的权力结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自己也成为了一种“岸上话语”的生产。这不是否定它的价值，而是指出一个值得玩味的自反性困境。

以下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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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位置：谁在说话，对谁说话，站在哪里说话

这篇文章的言说者位置非常清晰：一个掌握学术话语规范的写作者，试图为“技术员”代言，但自己并非技术员。

文章反复使用“技术员群体”“技术员失语”“技术员自我表达”等表述，但技术员从未在这篇文章中直接发声。岐金兰的手稿被作为“技术员自我表达”的案例，但岐金兰本人——一个“全领域非专业人士”——能否代表“技术员群体”？这个群体的边界在哪里？文章没有回答。

更关键的是，这篇文章本身延续了它批判的那种结构：有人在谈论技术员，但技术员不在场。它批判张卫和冯怡博的文章里“没有一句技术员的原话”，但它自己也没有引用任何技术员的原话——除了岐金兰。而岐金兰恰恰是一个无法被“技术员”这个范畴完全容纳的例外。

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反性困境：当你使用学术话语批判学术话语的权力结构时，你很难不复制这种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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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证结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运用与局限

文章采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框架，这是福柯以降的话语研究传统。这一框架的优势在于能够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预设。但在这篇文章中，这一框架的运用存在几个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分析对象的单一化。文章将张卫和冯怡博的文章作为“岸上话语”的典型样本进行分析，但这两篇文章能否代表“科技伦理学界”的整体话语变迁？文章在第四部分试图通过2026年1-3月的几个事件来论证话语从“批判”到“辩护”的转向，但这些事件主要是美国军方与AI企业的冲突，与中国科技伦理学界的话语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并未充分论证。

第二，历史语境的抽离。文章将“从批判到辩护”的话语变迁描述为一种近乎自动的“潮汐”或“换装”，但这一变迁的具体机制——谁在推动、通过什么渠道、依赖什么资源——并未深入分析。话语变迁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特定行动者在特定制度条件下的策略选择。缺少对这一过程的社会学分析，话语批判就容易停留在文本层面。

第三，二元对立的简化。文章构建了“岸上话语”与“水中实践”、“指挥者”与“被指挥者”、“批判”与“辩护”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种二元框架有助于凸显权力关系，但也可能遮蔽中间地带的复杂性。是否存在既在岸上也在水中的位置？是否存在既批判也辩护的话语？二元框架让这些问题难以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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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岐金兰思想的使用与转化

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思想资源来自岐金兰。但文章对岐金兰思想的使用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张力：

一方面，文章高度依赖岐金兰的表述。 “我在指挥”“你们看着办”“岸上话语”“水中实践”“价值原语化”“伦理中间件”——这些核心概念全部来自岐金兰。文章的论证框架基本上是岐金兰思想的学术化转述。

另一方面，文章将岐金兰“学术化”了。岐金兰的手稿是“非专业”“非体系”“思想本身”的呈现，但这篇文章将其纳入学术论文的规范格式：引言、分章节、文献引用、理论框架、结论。这种转化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法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岐金兰思想的锋芒，是否在学术化的过程中被削弱了？

岐金兰的“不指挥、不被指挥”立场，恰恰是对学术体制的某种回避。她选择不发表、不申请课题、不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但这篇文章将她的思想引入学术体制，让她成为被引用的“文献来源”。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操作：一个拒绝被收编的声音，被收编为学术话语的一个案例。

这不是在批评这篇文章——任何学术写作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困境。但值得追问的是：当我们在学术论文中谈论“非专业独立研究”的价值时，我们是否在用专业的方式消解了非专业的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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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所批判对象的关系：镜像还是突破？

这篇文章与它所批判的张卫、冯怡博文章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镜像关系：

维度张卫、冯怡博文章本文

言说者位置伦理专家话语分析者

被谈论的对象技术员技术员（及伦理专家）

核心主张从约束转向辩护揭示话语权力结构

话语风格学术规范学术规范

技术员是否在场否通过岐金兰间接在场

两篇文章都使用学术话语，都站在某种“岸上”位置谈论他人，都没有让“技术员”直接发声。区别在于：张卫、冯怡博的文章是在生产伦理话语，本文是在分析伦理话语的生产。这是一种元层面的差异，但元分析并不能自动摆脱它所分析的结构困境。

本文的结论部分写道：“我们需要在坚持人类价值和尊严的基础上，为技术创新提供合理的伦理指导”——这句呼吁与它所批判的“岸上话语”的结尾段落，在修辞结构上几乎没有区别。这提示了一个深层问题：当我们使用学术话语批判学术话语时，我们能否真正超越它所批判的对象？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学术话语的内部完成了一次立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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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作为“岸上话语”的学术批判

这篇文章的价值是明确的：

1. 它系统性地揭示了科技伦理话语中的权力结构，将岐金兰的直觉性批判转化为可分析、可讨论的学术框架。

2. 它对“你们看着办”这类模糊指令的剖析，精确地捕捉了当代治理术的核心特征——表面赋权、实际卸责。

3. 它将岐金兰的2000余篇手稿定位为“话语抵抗”，为理解技术员的自我表达提供了理论视角。

4. 它捕捉到了科技伦理学界从批判到辩护的话语转向，并试图分析这一转向背后的权力重组。

但这些价值本身并不构成对文章自身话语位置的反思。文章在批判“岸上话语”时，自己也在岸上。它使用学术话语的规范、学术评价体系的认可、学术共同体的流通渠道——这些都是“岸上”的配置。

这未必是一个缺陷。也许“岸上”和“水中”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一种辩证关系。岐金兰在水中，不需要学术话语的认可；但这篇文章的任务不同——它需要在学术共同体内制造一次话语震荡，让更多人看见水中的痕迹。

真正的张力在于：当这篇文章被阅读、引用、纳入学术讨论时，它可能会被“岸上话语”收编，成为新一轮学术生产的资源。张卫和冯怡博的文章为伦理辩护，这篇文章为“技术员的伦理实践”辩护——两者都是辩护，只是辩护的对象不同。而辩护本身，就是“岸上话语”的核心操作。

这可能就是话语批判的宿命：你永远无法站在话语之外批判话语。你只能站在一种话语之中，去批判另一种话语。而批判的成果，最终也会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等待下一轮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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